《第一次战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3月第1版，1972年第2次印刷。定价7分。40K，单色。无编绘者署名。
13岁的巴勒斯坦少年什布里，偷偷地泅过戒备森严的约旦河，自发地投身到与侵占了自己家乡的“犹太
这本编者绘者都没有署名的儿童连环画出版于“文革”中后期，当时整个社会的精神氛围中始终弥漫着一种战斗气息，一种随时准备打仗的精神一直都是社会的主导语境。对于兄弟般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苦难自视为自己的苦难的人们，从自身的被侵略的经历中将心比心，把国际问题阶级斗争化，很容易达成理解与支持的狂热。他们普遍对自身经济的落后和生活艰难不以为然，而积极投身地球上各个角落里的反侵略斗争。游行、示威、喊口号，加上社论、号外、传单，“前线”的消息引来一系列的激进反应，为了普天下的受苦人而声嘶力竭、殚精竭虑者不乏其人，有些红卫兵甚至偷偷地越境去直接支援越南的反抗侵略者的战争。而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也是关注有加。作为当时最为大众化的出版物，连环画自然也成为表达这种关注、表示这种立场的方式之一。它们自觉不自觉地在倡导和号召自己的孩子向什布里们学习，模仿他们的行为、领会他们的精神。
这个13岁就投身战斗的小英雄的故事，是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教育原则所推崇的典范：面对再强大的敌人，我们――全民族的男女老幼――任何人也不能示弱，我们的精神不能垮，我们要拼尽全力与之搏斗、用一切可能的形式与之战斗到底。我们要将我们的一切，毫不吝惜地投入到战争中去。
著名的战争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一书中说道：“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制的。因此，交战每一方都使对方不得不像自己那样使用暴力，这就产生一种互相作用，从概念上讲，这种互相作用必然会导致极端。”而鼓励13岁的孩子投身战斗，恰恰是弱者所能使用的十分有限的极端形式中的一种。以今天的眼光审视这册颜色已然陈旧的儿童连环画，时过境迁，有恍然隔世之感。可叹的是这本连环画所讲述的故事依旧在那块战争连绵不断的土地上上演（恰巧这本连环画的扉页上有一条毛主席语录：“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而且早就愈演愈烈，发展到了少年人体炸弹的程度。
那块土地上的交战双方武力的极度不平衡，导致了巴勒斯坦人进行战斗的形式的极端化（和投石运动一样，反抗的形式里在藏着深深的绝望的同时，更多的表达的是一种精神化的象征意味），正如以色列人的随意射杀一样，他们无奈地选择了无差别的同归于尽，无论是对方的军人还是平民，是以色列人还是第三国的外国人（有时候中国的劳工也成为牺牲者），只要能贴身上去，就让他们和自己怀中的炸弹以及自己一起，在一瞬间里烟消云散。随着对方防范的不断的加强，人弹从成年男性战士发展到成年女性战士，又从成年女性战士发展到未成年的少男少女战士，据说已经有几岁的儿童立志成为人体炸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了。而这些孩子的第一次战斗同时也都是自己的最后一次战斗，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战斗，是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唯一的一次社会化的行为。这样的“极端”战争行为，是交战双方国家政治的失败，也是全体人类理性力量迟迟不能在那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奏效的必然。
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话语将这种行为称之为恐怖主义，而巴勒斯坦人在沉沉的黑暗中久而不能望见和平的曙光，以一己的绝望的战斗，为那看不见的希望添砖加瓦，被命名为什么也早就无所谓了。战争中人类违背自己约定俗成的理性原则，让未成年人早早地加入，使他们在不该牺牲的年龄过早地为了民族的利益陨命。这是巴勒斯坦人的悲剧，是交战双方的悲剧，也是全人类的悲剧。
（本文编辑：钱振文）
